让法治“根系”在基层越扎越深

　　“300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给了103个单位、160个项目，‘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太分散了！”“对科技含量高的服务业企业，应该在补助政策上多倾斜。”

　　今年9月，温岭市举行了一场评价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的民主恳谈会。市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普通市民、专家学者等参会代表各抒己见，意见犀利。市财政局负责人当场表示，将汇总各方意见，建议修订完善扶持政策，让财政资金更好地“四两拨千斤”。

　　温岭是“民主恳谈”这一基层民主形式的首创地，如今用民主恳谈来评价财政资金绩效，在全国也是头一次。

　　近几年温岭所有部门预算逐步都向社会公开，“参与式预算”越来越深入民心。去年首次实行“部门预算票决制”，市农业林业局、科技局两个试点部门的预算，首次提交全体人大代表集中审议。有代表现场“开火”：“中央都要求削减‘三公’经费，农林局‘三公’经费预算不减反增30多万元，建议重新修编。”经过连夜修改，农林局“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了130多万元。修改后的两部门预算才被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

　　随着民主恳谈、民情恳谈、村务公开、村务监督等制度全面推开，“法治浙江”在基层的“根系”越扎越深。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说，要让民主法治理念滋养和激活每一个社会“细胞”。

　　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86岁的洪佐云老人，对10年前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后陈村挂牌的场景，记忆犹新。当年后陈村是武义“上访第一村”，几任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落马”，干部召集村民会议每每骂声一片。这才“逼”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过去村民怕干部做事，总怀疑村干部捞好处；现在一切都在阳光下，村民就怕干部不做事。”后陈村村支书陈忠武感慨地说，“村监会给群众一个明白，也还干部一个清白。”10年来，后陈村保持“四个零”的纪录：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

　　被称为“后陈经验”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全省、全国推广，2010年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个村庄应急的“治村之计”，发展完善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一项制度设计。

　　如今，浙江村村都有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便民服务中心，95%的村达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标准，90%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等制度，全国或省级“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已有676个。

　　农村村务决策由“少数人说了算”转向“村民当家作主”，城市社区重大事务则从“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

　　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有个“湖滨晴雨”工作室，聘请区域内“两代表一委员”、居民、企业员工、新杭州人等代表为“民情观察员”，搜集民情民意，回应居民诉求。杭州市出台“60岁以上老人公交乘车半价”的惠民政策、针对垃圾处理难题提出的“实名制”家庭垃圾分类办法等，都出自“民情观察员”的意见建议。通过民主协商，让居民烦心了多年的危旧房改善、自来水一户一表安装等民生难题一一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