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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亲口讲述——在打小鬼子的日子里

2015-08-03 11:40:58  来源: 杭州日报  作者: 口述 李宝松 整理 廖旭钢 摄影 李忠  编辑: 何思依(实习)

  李宝松与战友的合影

  李宝松展示家庭相框

  

  住在干休所的李宝松90岁了,一聊起抗战的故事,照顾他的老阿姨就开始担心,因为她知道,老爷子又该口沫横飞地说上几个小时,以至于不好好按时吃饭了。

  从16岁从军,到在敌占区多次作战,再到担任侦查员,多次深入敌后探听情报,李宝松讲述亲身经历的角度,往往是从一个宝箱,一顿午饭,一双鞋,一根皮带……开始的。

  父亲的老友是地下党

  我,生于1925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

  我父亲原先是做小生意的,后来世道乱,生意做不下去,回家务农了;生母去得早,我五六岁的时候,她就没了。上头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

  现在回头想想,我小时候的脾气大概是不大好的——父亲续弦,娶了一位继母回来,奶奶让我管她叫妈,我却说:我妈早死了,我没妈!其实,她对我还是很不错的。

  我在县里的小学读了两年书,打仗了,学校也就散了,我回家继续读私塾。

  说起我从军的经历,其实也很偶然。我16岁那年,嗯,就是1941年,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里探望,看到个子挺高的我,劝父亲说:孩子长大了,窝在家里不是个办法,倒不如从军,到外头闯荡闯荡。父亲觉得有理,带着我,一起从军了。父亲40岁了,军队收留了他没多久,就把他劝回了家,我留了下来。

  后来知道,父亲的那位好友,是地下党,我也就是这样,进入了共产党的军队。

  我们那片是山区,部队很多——有国民党的部队,有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部队,有八路军游击队,还有之前是国民党部队,后来被策反成为八路军的,我的部队就是。

  听老兵们讲,我的这支部队,原先是东北军57军,张学良手下的,后来改换旗帜,被八路军115师收编,成为独立旅,那个时候,115师的师长是林彪,指导员是罗荣桓。

  粪坑里的宝箱和一头驴

  可能因为我读过书吧,进了部队,被分配到干校学习了三个月,也就是教导队。

  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1941年的4月。当时,上级下命令,让我们夜间行军,去攻击石榴树镇一个汉奸部队的据点,老兵们都在商量怎么打怎么保命,商量好了,倒头睡觉,呼噜声很大。我不行啊,想想马上就要上战场了,哪里睡得着,整个人走路都像是在飘的。

  那一夜很黑,我闷头扛着枪跟着队伍跑,枪声一响,我感觉就那么一下子,只剩我一个人了。我那个急啊,就喊:班长,班长,你们到哪里去了啊?然后脚下传来声音:傻小子,快卧倒啊,等着吃枪子啊!我“噢”了一声,也跟着趴倒在地上。

  后来回想起来,我连那次自己放了几枪都不记得了,从晚上打到天亮,据点没攻下来,我这边的部队朝据点里的敌人喊话,进行了思想教育之后,也就收兵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走到驻扎的村庄,看到一个草垛,想也没想倒上去,就睡着了……

  第二次战斗,打的是土匪。

  那次战斗我就适应多了。我们投入一个营的兵力,加上我所在的教导队。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堵在土匪据点的门口打,出来一个打倒一个,那场战斗,我们缴获了十支步枪。

  战斗结束,我跟着班长打扫战场。听当地的老乡说,土匪把一部分弹药埋在老乡家的粪坑里——不用想,当然要去捞上来喽。打开箱子一看,不止弹药,还有一万元法币。

  那个时候,法币没贬值,还是很值钱的,我跟班长都傻眼了,从没见过这么大一笔钱。按照纪律,战场上的缴获是要交公的,班长想了很久,最后咬咬牙:我们把大部分上缴,自己留一点,只留一点……

  一个班十个人,我们约定,每人分200块法币。因为太紧张,在把钱上缴之后发现算漏了,班里还有一个战士没分到钱。班长想了想,带了头,每个人再拿出20块法币补偿给那个战士。

  我分到了180块钱,没自己花,全给家里的父亲了,后来家里人说,父亲花了其中的150块买了一头驴,他对这笔意外的横财挺乐呵的。

  难啃的鬼子和给我绑鞋带的旅长

  1942年,115师开始整编部队,我作为教导队成员,去山东蛟龙湾,也就是整编大会的会址去参观。那时候我懂啥啊,看到部队里挂着四个人的头像,傻傻地问人:这几个大胡子小胡子谁啊,好像不是中国人嘛,挂他们的像干吗?老兵们笑,笑完后告诉我:大胡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小胡子的是列宁和斯大林。

  那几天的整编大会,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从思想上,到作战技能上,我感觉通过交流和学习,都有很大提高,事后我问自己,如果那笔战场上的横财,是在整编大会之后才发现的,我们还会不会截留呢?答案是:不会。

  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碰到了旅长,成了他的警卫兵。

  那次碰面的情况我还记得:

  迎面走来一个东北人,粗声粗气指着我的脚:小鬼,鞋子破了,脚趾头都露在外头啦!

  我说,没得换啊,没办法。

  旅长说:你过来,换我的鞋穿上走!

  我说,你鞋子那么大,我穿不了,穿了也走不动道啊。

  旅长说:少废话,鞋带绑紧一点不就成了!

  然后,他真的硬把我摁坐在地上,给我换鞋,还亲手给我绑鞋带。后来我知道,旅长名字叫刘杰,从跟着张学良那会儿,他就是地下党了。

  旅长作战是很勇猛的,总是冲在最前头,他说他不允许身边的兵怕死,如果有人不敢跟他一起冲,他会立马枪毙!后来,在一次作战中,他负了很严重的伤——头部中弹。他被抬下来抢救了很久,足足半个月,才活过来,之后,他就到后方去了,直到战争结束,我都没再看到他……我一直很想他。

  跟真正的日本兵作战,也是在我成为旅长警卫兵之后。那个时候,部队得到情报,准备打一场埋伏。对方有日本兵一个小队,十五六个人,再加上汉奸部队一个大队。我们呢,派了两个营,一个营正面伏击,另一个营在外围,堵口子,打援。

  一开始我不明白,对面这么点人,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部队,真上战场了,才知道,鬼子是真难啃——枪声一响,汉奸大队早跑没影儿了,就剩下十几个鬼子,不投降,硬干,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

  我们趴着放枪,我稍微一抬头,就被排长拉了下来,“你不要命啦!”我很不解,排长说“你看着”,他用树枝挑一个钢盔,刚探出去一点儿,“乒”一声,钢盔中间多了个枪眼儿。排长:鬼子枪法好得很,要小心啊!

  这场仗打下来,正面伏击的一营营长牺牲了,吹号手也牺牲了——号声一响,他就中枪了。我们这么多人堵人家十几个,自己死了二十个。战斗结束后,没有俘虏……

  一锅始终吃不到的小米粥

  1942年,是我们最艰苦的年月。

  鬼子学精了——他们之前对付游击队的办法不行,下乡扫荡,我们跑,扫完他们回县城,我们再回来,一点儿伤不着,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采用“蚕食”战术,从四面八方建一个个据点,想慢慢的把我们的活动范围缩小,困死。

  抗日部队内部也出了问题。我们那儿有个旅长,听说红军时代就进部队了,犯了点错误,被撸到团长,戴罪立功,可能是心中愤懑吧,带了一个排的战士投靠日本人了。他这一投靠影响很大啊——我们部队平时怎么运作的,在哪儿驻扎的,和哪几个村的关系比较好,他全清楚……我们的损失很大。

  汉奸那边也想出了新花样:让投入抗日武装的士兵亲人来策反,说是拒不投降的,全家遭殃,回家不抗日的就没事,带着枪跑的还有重奖。

  最困难的时候,部队里整个班士兵趁夜逃光的都有。

  其实,其他的倒还好,就是没吃的,这个最难熬。部队上级有纪律,不能向群众拿一针一线。一般来说,我们抗日,跟要饭的也没太大差别:乡亲们吃什么,我们去要一点,也跟着吃什么。可那个时候乡亲们也没太多吃的了,大家都吃地瓜。

  我实在忍不住了,整天吃地瓜填不饱啊,手软脚软的,还打什么仗啊。我跟排长说,我看到有一家乡亲,家里还有点小米,我们能不能拿来煮一锅粥?排长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你去问问吧,如果人家实在反对,那也就算了。

  小米,还是要过来了。我们一伙儿战士乐坏了,生火的生火,挖野菜的挖野菜,眼见着锅里的小米粥一点点熟了,副连长来了。

  副连长黑着脸,把我们狠狠骂了一顿,我们一边听他骂,一边瞄着旁边的粥熟了没有,心里想着:快了,快了。

  而就在粥快熟的时候,指导员也来了,“还骂啥啊骂,日本人的炮都打过来了,快叫他们准备战斗啊!”

  小米粥,就这么晾在那里,我们还是没吃到。

  打游击,类似的情况有很多。比如后来,我们条件慢慢好起来了,有乡亲们拿着面粉、猪肉来劳军,部队里决定做回饺子,让大家好好吃一顿。结果面才擀了一半,来情报说日本人或者汉奸正过来,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吃完上路。怎么办呢?我们把面啊,猪肉啊,一股脑儿往锅里倒,混成一锅不知道什么东西,熟了就捞起来分掉,边走边吃……

  血战,拿命拼下来的据点

  日本鬼子要“蚕食”我们,八路军要活下来,就必须“反蚕食”,主动进攻,敲掉敌人的据点,打开被围困的缺口,这都是一场场的硬仗,我们部队“反蚕食”战役打响后,光我所在的连队,就敲掉日军伪军16个据点。

  打据点时,什么东西对进攻方是最要命的?不是枪,不是暗堡,是铁丝网。敌人很喜欢在据点内外,围上一层一层的铁丝网,然后再堆上树枝和柴火,晚上点燃能起到照明效果。我们缺乏炮火之类的重武器,进攻的时候,人被铁丝网拦着冲不过去,只能等着挨打。我们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清除铁丝网,最后发现只有三样东西管用——捆起来的手榴弹,农民铡草用的铡刀,还有自己的手……很多次都是,外围先用手榴弹捆上炸,用铡刀去把铁丝网砸断,冲到据点里面发现还有一层铁丝网,而手榴弹用完了,铡刀分不到每个人头上,情况紧急,只能用手去扒,我的很多战友就是这样,把手扒得血肉模糊,口子一道一道,深得能看到骨头。

  现在想起来,我们作战的勇气,是敌人根本比不了的。我们朝伪军的据点进攻,好多小战士一口气冲到敌人暗堡的枪眼处,直接把自己步枪的枪口戳进去打;敌人被围困到一处以后,我们朝里面喊几句话,说再不投降我们就往里扔手榴弹了——其实那个时候,突击队的手榴弹一般都用完了——敌人一听,也就一个排一个的出来交枪了。我们会把俘虏的枪栓拉掉,子弹退出,枪还让他们高举着,排队赶到俘虏的集中地点。

  我还记得有一次战斗结束,当时报名参加了突击队的我下来一看,皮带被子弹打断了,我一点没有发觉。一直在我身边的一个战友更险,子弹从他腰间手榴弹的木柄处穿过,只要再偏几厘米,手榴弹就爆了,我跟他一起完蛋……我们就是这样,拔掉敌人的一个个钉子,在最艰苦的岁月里给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一直熬到大局势逐渐好转。

  八路?我就坐在你身边吃着呢

  1943年,115师再次整编,我被抽调到总部,担任侦查员。

  这是个很刺激的事儿,我要乔装打扮,深入到敌后去,了解各种消息,再反馈到部队那里,供首长决定打仗的策略。谁可以相信,谁不能相信,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明里暗里,可能为两头都做着事情。

  好比有一次,我和搭档老蔡,去巴掌庙乡探听情报,刚进“乡公所”(日占地区的乡一级办公所在地),就得知我们被发现了。敌人的通缉讯息非常详细,包括八路军侦查员中,有一个是山西口音,嘴里有一颗金牙——我知道,那说的是搭档老蔡。

  问题十有八九出在给我们当向导的人身上,他很可能是双面间谍。事情紧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让老蔡先回部队,我身上没有明显特征,又是本地人,可以继续留下来探听情报。

  我们最终决定,向当地伪政权的乡长寻求帮助——我们之前打听到,这个乡长虽然为日本人做事,但对于抓到的地下党,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帮衬一把的。我们就这么闯进乡公所,当面告诉他,我们就是八路,需要他帮忙,他想了想,真就同意了。

  乡长先安排送走了老蔡,允许我拿张草席,睡在乡公所门口。这个时候,我碰到一个给日本人做饭的本地炊事员——他是个很贪小的家伙,日本人给他钱,让他跟当地人买鸡蛋,他就把钱贪了,自己下来,半威胁地问乡里要免费的鸡蛋。

  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情报:包括日本人部队里也欺负新兵,打靶打不好,就让新兵高举着步枪罚站,脚跟也垫着玻璃瓶不准踩实;我还知道了县里的鬼子部队每天耗费多少粮食,吃的什么,士气如何……

  通缉八路的风声越来越紧,乡长不放心我,吃饭都把我带在身边。有一天中午,我们刚坐下吃午饭,汉奸部队“剿共班”的一个成员闯进来,大大咧咧坐在我身边,跟所有人说:“最近有共产党混进来了,大家都把眼睛擦亮点,有什么消息及时上报,要是被发现有隐瞒的,有你们好果子吃!”

  我暗自好笑,心想我就坐你身边吃饭啊,我没顾乡长的眼色,还问那个“剿共班”:“抓到了么?好不好抓啊?”……

  吃完饭,脸都吓变色的乡长拉着我,要送我到他乡下的家里住几天避风头,路上不住埋怨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啊!你多大?才19岁!不得了,不得了。”

  做侦查员的很多战友,都是多才多艺的。我还记得一个叫马品杰的战友,他很厉害,会唱歌、讲故事、拉二胡……他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就扮演街头艺人,每回进城在街上演出,真能赚好些铜板回来,他边拉边唱,捡着铜板逛街,逛完了,情报也就到手了。

  宣传,敌人也在进行着的

  有一次侦查任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1944年夏天,我们几个侦查员拿着割草的篮子,伪装成老百姓,在敌区公路上假装割草,找机会把电线给剪断了,我们这么做,是想等修电线的伪军过来,好抓俘虏。

  伪军来了两个,后头还跟着个孩子,给他们背电话线的。抓俘虏的过程很顺利,倒是抓完后,这个孩子怎么处理让我们很为难——他是河北人,怕得要命,一句话不敢讲,我们又不想贸贸然把他送回去,他要真回去,估计要吃苦头了。最后,我们把他带回了根据地,让他当我们的理发员。

  孩子后来跟我们说,汉奸们对八路军的造谣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跟老百姓讲,八路很凶残,经常杀人,要是被抓到会被八路活埋……那一次,他以为他死定了,后来跟我们熟悉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想想以前的事儿,挺好的

  抗日战争打到1945年,快要结束了。日本人已经宣布了投降,散落在乡间的小股鬼子兵陆续撤回到县里,等待着中国军队受降,那些来不及逃的,被围困在据点里的鬼子,也向我们交了枪。

  鬼子把枪放下了,很多汉奸部队却没有。我们得到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向汉奸部队下达了命令,不用交枪,随时准备继续投入战斗。

  我知道,战斗,还没有结束……

  现在我老了。上级对我们很照顾的,住的地方很好,买什么都方便,平时很安静,吃饭有食堂,还经常有干休所的干事来串门儿,问问我们过得好不好,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之类的。

  我的女儿给我买了一只平板电脑,把我所有的老照片都存进去了,她说这样可以保存久一点,不怕丢。平板电脑我不太会玩,但是会点,空下来的时候,把过去的照片点开看看,想想以前的事儿,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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