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黄河水沙调控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组对2007年至2014年黄河水沙状况研究后认为，黄河中上游主要下垫面因素年均实际减沙15.6亿～17.3亿吨，其中林草梯田等因素年均减沙12.54亿～14.11亿吨，水库淤地坝及灌溉引水增量拦沙3.2亿吨。
课题组对1956年以来黄河主要产沙区年均雨量和雨强研究后发现，研究时段均值基本相当，甚至偏丰，不仅没有减沙，大部分时间还有增沙作用。课题组测算，在多年平均降雨条件下，未来黄河潼关站来沙约在4.5亿～5亿吨。
“黄河水沙变化研究”课题组主要研究时段为2000年至2012年，认为降雨对泥沙减少贡献率为20%，生态、水利工程对泥沙减少贡献率为80%，减沙量为年均11.06亿吨。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认为，目前的水利水保措施年均减沙4亿吨左右，到2030年适宜治理水土流失区得到初步治理后，每年可减少入黄泥沙6亿～6.5亿吨。届时，入黄泥沙可减少至9.5亿～10亿吨，远期可减少至8亿吨。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公司董事长张金良发表论文指出，人类短期有限的人工干预，不会对来水来沙这种自然事件产生长远影响，未来黄河年度来沙量大致为8亿～17.5亿吨，多年平均来沙量不少于10亿吨。
历史上黄河来沙是否出现过类似变化？一些研究成果表明，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和植被的变化对黄河输沙有决定性的影响。历史上在植被较好的情况下，入黄泥沙量年均在6亿～11亿吨。也有专家认为在北宋以前人类活动影响较小，黄河年输沙量为2亿吨。
值得注意的是，观测河流泥沙的一个重要指标——来沙系数却在发出和现状不一致的反向信号。来沙系数是含沙量与流量的比值，是水沙搭配关系的一种量化表示。选取1919～1959年、1960～1986年、1987～2015年系列长度超过20年的时段对比发现，潼关水文站来沙系数分别为0.028、0.024、0.027，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特点。
一些专家指出，近期入黄泥沙锐减只能反映一个特定时期内降雨和水利水保措施作用，不能用以代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入黄泥沙的变化趋势，对未来来沙量估计不宜过于乐观。
“绿色巨变”潜藏风险
1922～1932年，黄河曾经历过一个枯水枯沙时段，1928年径流量仅199亿立方米，输沙量只有4.83亿吨。大旱之后必有大涝，1933年，黄河出现特大暴雨洪水，输沙量高达39亿吨，造成黄河下游决口50余处，洪水席卷冀鲁豫苏4省67个县，导致300多万人受灾。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陕北采访，但见昔日像一笼笼蒸熟的黄馍的山丘，被一片片油松、刺槐、林果盖得严严实实，“高土高坡”的印象已被绿色所颠覆。在惊叹这一巨变的同时，专家提醒，对减少黄河来沙而言，生态水保措施并不是万能的，要警惕被绿色掩藏的风险。
流经南泥湾的汾川河，流域植被覆盖率达85%。2013年7月，汾川河发生超过多年均值3.9倍的高强度降雨，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为多年均值的17倍和15.5倍。流域内建于1958年的胜利水库，之前55年淤积了300多万立方米泥沙，可暴雨后淤沙陡增200多万立方米。据了解，汾川河流域当时共发生6次降雨，由于植被条件好，前4次没产流，大部分雨水下渗；第5次降雨产生小洪峰，证明下垫面饱和；到第6次降雨，生态“绿网”被撕开，出现大产流、大产沙情况。
张金良说，汾川河“2013.7”洪水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河流输沙量与流量的高次方成正比，当雨强到一定程度，超过植被承受范围，径流就会突然成倍增加，带走大量泥沙。这也证明，水土保持措施只在一定量级降雨下起作用，一旦发生超量级降雨，水土流失反而会加大。
目前黄土高原已建淤地坝5.84万座，控制水土流失总面积的16%，成为拦减黄河泥沙的重要防线。骨干坝的淤积年限一般在10～20年，中小型淤地坝一般在5～10年。很多淤地坝建设时间较早，部分坝拦沙库容已满，失去拦沙功能；一旦发生超设计标准的暴雨洪水，可能导致淤地坝系“串糖葫芦”式垮塌，将拦淤的泥沙重新输送入河。
流经陕西佳县的佳芦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流域内的柳沟淤地坝建于上世纪70年代，经过40年的淤积，基本淤满。2012年7月，突发暴雨将淤地坝冲垮，仅三天时间，淤沙全部被冲走。流域内的康崖窑淤地坝也被冲毁，仅20个小时，所淤泥沙就全被带走。
张金良认为，黄河主要产沙区的产沙能力在长时期内不会变化，泥沙供给可以说是无限的。对于特定的产沙区，存在一定的降雨阈值，当降雨条件小于该阈值时，侵蚀产生的沙量不断滞存于坡面或局部沟道内，入黄沙量很小；当降雨条件满足该阈值时，长期“零存”的沙量将被大规模“整取”入黄。而淤地坝、梯田等拦沙工程，也存在“零存整取”风险。
在长期枯水枯沙后，1998年7月，内蒙古鄂尔多斯西柳沟流域迎来大暴雨，7月12日，含沙量达1350公斤每立方米的洪水入黄河后，携带的泥沙将黄河拦腰截断，形成一座长10公里、宽1.5公里、厚6.27米，淤积量近1亿立方米的巨型沙坝，造成巨大灾害。
